医患矛盾突出、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当前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医护人员作为医患关系的主体之一，其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医疗环境走向。加强医护人员的安全文化教育，培养其责任感和职业安全防护能力，成为缓解医患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随着我国临床安全文化的变化演进，学界加强了对医护人员及医学生临床安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一、相关概念

（一）“临床安全文化”

“临床安全文化”，又称“医院安全文化”，是指在医疗实践活动过程中，对于医护人员自身与他人的医疗安全所产生的一种思维模式与价值认知，包括患者安全文化和医务人员自身的职业防护文化两方面。

（二）“患者安全文化”

“患者安全文化”是指医疗机构内有关患者安全的价值观和信念，[1]包括领导、团队合作、循证、沟通、学习、公正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等七个方面的亚文化；[2]总的来说，它是以安全为核心的医疗行为，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通过不断努力在服务过程中将患者的伤害降到最低，是个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整体模式。

（三）“职业防护文化”

“职业防护文化”是指医院人员在医疗操作、医技诊查等医疗活动中暴露于感染性疾病、各种理化因子及医疗垃圾等的危害环境中以及相应的防护措施。[3]此概念已被学界所广泛认可。

二、我国临床安全文化的研究现状

Singer等于2003年首次提出“医院安全文化”的概念；2005年后，我国将患者安全文化建设提上日程，2015年中国医院协会颁布了《患者安全目标10条》。我国对临床安全文化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日渐增多，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涵研究深入化

我国学者对医院安全文化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对“医院安全文化”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如谭琳玲等认为“医院安全文化”是将“文化”的所有内涵朝着安全的方向推进的一种统一的组织行为，以及医务人员对待医疗安全的价值趋向。[4]韩光曙则认为,医院安全文化是医院文化的一个分支,同属组织文化的范畴。[5]

（二）研究内容多元化

随着国外对患者安全文化的研究日渐成熟，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此问题。周立宁于2002年首次尝试将“安全文化”理念引入护理管理工作中。[6]此后，我国学者相继对相关概念、理论、测评工具的研制以及实证评估等内容展开了研究，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临床医师、护理人员和医技工作者等，如护理学教材《护理管理》中所增设的“不良事件申报管理”，将安全文化教育渗进课堂；[7]闻彩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将患者安全文化主题教育融进课堂是有效的；[8]李远珍等建议将患者安全文化开设为一门独立的选修课程；[9]刘义兰等应用PBL教学法对护理实习生进行的患者安全文化培训，明显提高了实习生的安全文化素质。[10]

护理方面的职业防护研究显著多余临床医学，这与护士接触患者和潜在危险因素的机会更多有关。从王慧学者的研究中可看出，护理人员所面对的职业危害是临床主要职业危害之一；[11]张延婷等认为，可以针对不同的护生人群开展针对性的职业防护教育，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干预模式，以提高护生的依从性；[12]舒琴等在全面了解患者安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内患者安全文化研究的构想。[13]

（三）研究类型多样化

研究的程度不断深入，研究类型从描述性研究和调查性研究发展为比较研究和干预研究，从简单的量性研究到质性研究，从实证研究到循证meta分析，从“拿来主义”到自主研究，如黄光琴的《ICU患者安全文化测评量表》[14]、王庆妍的《护士依从标准预防信念量表》[15]、郭霞等对SAQ的修订与评价[16]等，为国内进行临床安全文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测量工具。

三、我国临床安全文化研究的局限性

（一）研究范围局限化

当前大多数的研究侧重于小样本、小区域内的护理医学生对患者安全文化的知晓度和认知度的研究，未涉及专门的临床安全文化教育理论和模式的研究，使得研究的结果仅惠及研究所需的样本人数，未能推及至其他的医学专业。

就目前而言，关于职业防护的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缺陷,绝大多数院校未正式单独设置课程，而是在其他课程中的某个章节附带进行职业防护知识的传授，且课时较少。由于主、次各原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忽略其重要性，学习效果不尽人意，从而造成医学生职业防护知识无法满足临床实习需要这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