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将自己的哲学思考归结为以下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以及三者合起来的问题：人是什么？这样的追问堪称经典，是西方近代以来，从主体性哲学视角出发对人的本质及其限度所能做出的最为深沉的探寻和诘问。然而，在遥远的古希腊时代，一位哲人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下，也曾对人的存在及其秩序做出了康德式的追问和剖解，这个人便是柏拉图。不过，与康德在主客分立视野中对人之权能的追问方式不同，柏拉图是在创世论的视角下，合一的视角出发，对人的自然及其失序做出的拷辨。这便是人的健康、疾病、医治和养生等话题。因此，与康德拿起显微镜和手术刀，对人的知、情、意做出条分缕析的廓清和剖解不同，柏拉图从更为宏大的宇宙论视角，从天人同构的角度，来分析人的灵魂、肉体、身心关系，以及这些状态的平衡错乱和比例失调。那么，较之康德式的人学追问，柏拉图的人性论和疾病观具有哪些独特之处？我们应如何评价柏拉图以创世论为根基的疾病和养生观念？这便是本文主要关涉的核心问题。

根据《蒂迈欧》的表述，造人者依据理性，借助理性与必然合作的原则，运用和谐的数学比例先后创构了有朽的人类。因此，从创世论的视域出发，柏拉图认为健康的人体是一个身心和谐统一的完美构造物，那么，有朽人类的失序和错乱状态便是人的疾病状态。谈到人的疾病，我们这里首先要追问，对柏拉图而言，到底何谓人的疾病状态？人的疾病包含哪些种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体的疾患和病变？下面依照顺序，先来看一下柏拉图对疾病含义的独特理解。

1 柏拉图对疾病含义的双重表述

与古代常见的对病乱作灾祸、诅咒或恶灵附体的神秘主义或鬼神论的理解不同，柏拉图对疾病的表述更具现代意识和启蒙精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从创世论的自然主义视角出发，将人的疾患理解为违反自然，与人的健康生命之正常秩序背道而驰的一种状态，更体现在他对疾病之本性的理解兼具了古今中西医学的双重视野。

一方面，我们说柏拉图的病患理解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之间具有共通之处，这表现在：柏氏把疾病理解为阴阳不调，平衡错乱的一种结果。与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应思想相似，柏拉图[1]1281-1282，1286将宇宙秩序和人心秩序一以贯之，认为生命的健康是符合天道秩序和数学结构的一种自然表现，那么，疾病就是反其道而为之，即表现为违反自然的身心失调和物质倒流。尽管在细节描述上，中医强调五行的相生相克，柏拉图强调四元素的比例协调，进而将人的疾病的最危险状况理解为数学秩序的败坏，但从整体上看，即从违背自然、平衡错乱和未病先防的养生视角来看待人之病患的问题，柏拉图与传统中医理论之间无疑具有重要的道同之处。

另一方面，我们说柏拉图对病患的理解颇具现代意识和启蒙精神，并与近代西方医学的微生物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这表现在：柏氏[1]1288不仅从阴阳平衡和秩序错乱的视角来理解病患，而且他避虚就实，试图将疾病理解为一种自主的生灵。毋庸置疑，平衡错乱是对人之病患的一种关系性理解，即认为病乱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种需要矫正的秩序错乱。与之不同，自主生灵则是对疾病的一种实体性认定，即认为病乱是一种有着固定结构和生命周期的生命有机体。那么，除非情况危急、迫不得已，否则我们不要轻易使用药物去打乱病原体的固定生命周期。因为，固定生命周期意味着病原体的创构三角形只有一定时间的维持力，在此期间只要处置妥当，时间一到，病乱自会烟消云散。这就像是小感冒，根据现代西方医学的观点，它们往往是带有自主生命特征的病毒或细菌所引发，即便我们不用药物，只要护理得当，一周后也会不医而愈。可以看出，柏拉图并没有对疾病采取一种鬼神论或因果报应式的神秘主义(宗教)理解，而是诉诸于纯粹理性的原因(科学)探寻，那么，“病理学作为研究自然的科学探索可以理知的结构和原因，无异于研究健康的生理学”[2]56。综上可见，柏拉图这种弃虚就实的病乱—生命体观念，非常接近于近代西方的微生物理论，即从细菌和病毒的生命体视角来理解病乱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柏拉图的病患理解与现代西方医学的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共通之处。

不过也要看到，尽管柏拉图对病患有自主生命体理解的一面，但这只限于在治疗和养生部分的叙述。至于对身、心疾病及其原因的描述，柏拉图显然更倾向从平衡错乱、秩序背离的方面加以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需要看一下柏氏关于身体方面的病症分析。